然而就在此时，强大的东林党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
一直以来，东林党的指导思想，是我很道德。强大之后，就变成了你不道德，工作方针，原先是党同伐异，强大之后，就变成了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
总而言之，不是我的同党，就是我的敌人。
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，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：
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，齐、浙、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成见，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。
他们的折腾，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：
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，叶向高退休回家。
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，京察开始，主持京察的，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、刑部尚书李志。
郑继之是楚党，李志是浙党。
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，但凡是东林党，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，二话不说，收包袱走人。这其中，还包括那位揭发了梃击案真相的王之寀。
萨尔浒之战前，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，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，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。对明朝而言，其重要程度，基本等于努尔哈赤+皇太极+李自成+张献忠。
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，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。
因为在不久之后，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，彻底击败浙、齐、楚三党。
然后，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，实现真正的融合，继续这场斗争，而那时，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阉党。
万历四十五年的京察，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，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，顾宪成已经死了，邹元标到处逛，赵南星家里蹲。
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，叶向高提早退休，李三才回家养老。
此时的首辅，是浙党的方从哲，此时的朝廷，是三党的天下。对东林党而言，前途似乎一片黑暗。
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，因为一个人的死去。
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七月二十一日，万历不行了。
高拱、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李成梁、东林党、朝鲜、倭寇、三大征、萨尔浒、资本主义萌芽、不上朝、太子、贵妃、国本、打闷棍。
我只能说，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。
[1401]
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，我想了很久，很久，却是很久，很久，也想不出来。
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，之前二十多年，似乎干得也不错，你说他软弱吧，他还搞了三大征，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，你说他不理朝政吧，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？
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，一个勤于政务的人，一个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，一个许多年不见大臣、不上班的人，一个终生未出京城，生于深宫、死于深宫的人。
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，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。
于是，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。
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，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，一个理想主义者，在经历残酷的斗争，无休止的吵闹，无数无效的抗争，无数无奈的妥协后，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，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，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。
大致如此吧
明神宗朱翊钧，万历四十八年逝世，年五十八。
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，他还不够勇敢。
明光宗朱常洛
虽然几十年来，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，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终于做出了抉择，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。
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头了，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八月一日，朱常洛正式登基，即后世所称之明光宗，定年号为泰昌。
由于此时还是万历年间，按照惯例，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，明年才能另起炉灶，用自己的年号。
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，这个年号，竟然没能用上。
因为朱常洛活了三十八年，明光宗却只能活一个月。
一个撑了三十八年，经历无数风雨险阻到达目标的人，却在一个月中意外死亡，是很不幸的。
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，是郑贵妃。
[1402]
红丸
应该说，朱常洛是个好孩子，至少比较厚道。
几十年来，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，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冷漠、朝廷的冷清，感受到了国家的凋敝，时局的危险。
他不愿意再忍受下去，于是，当政后的第一天，他用几道谕令显示了自己的决心。
大致说来，他是把他爹没办的事给办了，包括兑现白条——给辽东前线的士兵发工资，废除各地矿税，以及补充空缺的官员。
这几件事情，办得很好，也很及时，特别是最后一条，把诸多被万历同志赶下岗的仁兄们拉了回来，实在是大快官心，于是一时之间，光宗的人望到达了顶点，朝廷内外无不感恩戴德，兴高采烈。
但有一个人不高兴，非但不高兴，而且很害怕。
万历死后，郑贵妃终于明白，自己是多么的虚弱，今日之城内，已是敌人之天下。所谓贵妃，其实也不贵，如果明光宗要对付她，贱卖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。
很快，一件事情就证明了她的判断。
考虑到万历死后不好办，之前郑贵妃软磨硬泡，让万历下了道遗嘱，讲明，一旦自己死后，郑贵妃必须进封皇后。
如此一来，等万历死后，她就成了太后，无论如何，铁饭碗是到手了。
明光宗看上去倒也老实，丝毫不赖帐，当即表示，如果父皇如此批示，那就照办吧。
但他同时表示，这是礼部的事，我批下去，让他们办吧。
按说皇帝批下来就没问题了，可是礼部侍郎孙如游不知怎么回事，非但不办，还写了个奏疏，从理论、辈分、名分上论证了这件事，最后得出结论——不行。
光宗同志似乎也不生气，还把孙侍郎的奏疏压了下来，但封皇后这事再也没提。
郑贵妃明白了，这就是个托。
很明显，这位看上去很老实的人，实际上不怎么老实。既然如此，必须提前采取行动。
经过深思熟虑，她想出了一个计划，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，是一件礼物。
十天之后，她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，朱常洛很高兴地收下了。
光宗皇帝的性命，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。
这份礼物，是八个美女。
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，哪都不能去，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，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，辛辛苦苦、畏畏缩缩了几十年，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。
古语有云：一口吃不成胖子，但朱常洛应该算是不同凡响，他几天就变成了瘦子，在史料上，含蓄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：
“是夜，连幸数人，圣容顿减。”
白天日理万机，晚上还要辛勤工作，身体吃不消，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。于是不久之后，朱常洛就病倒了。
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八月十日。
计划的第二步即将开始，四天之后。
[1403]
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八月十四日
皇帝的身体依然很差，身体差就该看医生，崔文升就此出了场。
崔文升，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。前面曾经讲过，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，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。
可是这人来，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，而是看病，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，除了能写外，还管着御药房，搞第二产业。
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，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。
诊断之后，崔大夫胸有成竹，给病人开了一副药，并且乐观地表示，药到病除。
他开的这幅药，叫泻药。
一个夜晚辛勤工作，累垮了身体的人，怎么能服泻药呢？
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：这是个“蒙古大夫”。
虽然我不在现场，也不懂医术，但我可以认定：崔文升的诊断，是正确的。
因为之前的史料中，有这样六个字：是夜，连幸数人。
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，就不解释了，但大家也应该知道，要办到这件事情，难度是很大的。对光宗这种自幼体弱的麻杆而言，基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。
但是他完成了。
所以唯一的可能性是，他找了帮手，而这个帮手，就是药物。
是什么药物，大家心里也有数，我就不说了，这类药物在明代宫廷里，从来就是必备药，从明宪宗开始，到天天炼丹的嘉靖，估计都没少用。明光宗初来乍到，用用还算正常。
可这位兄弟明显是用多了，加上身体一向不好，这才得了病。
在中医理论中，服用了这种药，是属于上火，所以用泻药清火，也还算对症下药。
应该说，崔文升是懂得医术的，可惜，是半桶水。
根据当时史料反映，这位仁兄下药的时候，有点用力过猛，手一哆嗦，下大了。
错误是明显的，后果是严重的，光宗同志服药之后，一晚上拉了几十次，原本身体就差，这下子更没戏了，第二天就卧床不起，算彻底消停了。
蒙古的崔大夫看病经历大致如此，就这么看上去，似乎也就是个医疗事故。虽说没法私了，但毕竟大体上没错，也没在人家身体里留把剪刀、手术刀之类的东西当纪念品，态度还算凑合。